如果一件事让你倾家荡产，你还会地做下去吗？
大概多数人会悬崖勒马。但是，“废旧电池大王”王自新却“撞了南墙也不回头”。从误打误撞，接触到了废旧干电池处理，他在废旧电池回收、处理的路上，已经走了13年。
为100吨废旧电池搬十次家
“我一直在‘放空炮’”，王自新说
乘坐北京地铁四号线到终点站，再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。在城市的边缘，法治周末记者找到了王自新的“废旧电池之家”。
六年前，他为100吨废旧电池找到了一个新的容身之所。而在此之前，王自新带着他搜集来的废电池搬了不下十余次家。
近年来，废旧电池回收问题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。有研究数据显示，“一节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，一节一号电池可以污染一平方米土地”。同时，也有声音称，目前，废电池分散丢弃在生活垃圾中，其危害微乎其微。
因为对废旧干电池的危害认识不同，在如何处理的问题上，自然也存在着争议。
国家环保总局有关人士认为，以前有关废电池危害环境的报道缺乏科学依据，废电池不用集中回收。而一些民间环保人士却认为，有必要效仿一些欧洲国家，将废旧电池集中回收。
王自新就是这群民间环保人士中的一位。如今，他称已经掌握“干电池真空热处理技术”，并且酝酿建立2000吨的干电池处理厂和覆盖北京市所有社区的废旧电池回收网。
然而，对于王自新来说，目前难以突破的瓶颈是资金短缺。
“我一直在‘放空炮’。”王自新说。不过，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，他仍旧一再强调：明年，他的干电池处理厂就能建设起来。
与很多环保人士的出身不同，此前，王自新是拥有医学背景的建材商人。
他曾是一名内科医生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。初生牛犊，刚刚穿上白大褂，他就跑到主治医生面前说：“我要做心脑血管和癌症的课题。”
主治医生哑然失笑：“我干了这么多年都做不了的事，你一个刚来的学生就想干？”
似乎打这时起，王自新“堂吉诃德”式的理想主义就开始发酵了。
此时，正值国家基础设施及房地产建设兴起之际，王自新“弃医从商”，销售建筑材料。8年时间，王自新挖到了创业的“第一桶金”。
1998年，他萌生了急流勇退的想法。原来，王自新一直把当时的自己定义为倒买倒卖的“掮客”，但他更希望干点“理想性的实业项目”。
于是，王自新停了红红火火的公司，开始四处寻找项目。
1999年，王自新从一本刊物中看到，中国的干电池仅能回收却无法处理。受这句话启发，他进入了废旧电池回收处理行业。
事实上，电池分为很多种类。人们平时常用的铅蓄电池、锂电池等其他种类电池，不仅可以多次重复使用，有些故障电池还能修复。在处理上，譬如铅蓄电池，每年报废的数量就达上亿只，但其中金属含量高，所以不少人会直接将其送到工厂进行冶炼回收。但干电池的处理，却成为难题。
回收干电池像坐“过山车”
从1996年开始，在社会开始关注废旧干电池污染的情况下，中国干电池回收活动如火如荼。2003年，干电池回收却跌入低谷
从1996年开始，在社会开始关注废旧干电池污染的情况下，中国干电池回收活动如火如荼。因回收干电池而成名的“草根”也如雨后春笋，层出不穷。河南省新乡市的田桂荣就是其中之一。
但王自新注意到，田桂荣虽然收集了许多干电池，却只能囤在家里。这让他陷入了新一轮的沉思：为什么这么多人回收，但电池却不能得到处理？
他自认捕捉到了商机。“进入废旧干电池处理市场，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”
随即，王自新开始泡图书馆，光借书证就办了四个。他还走访了一些专家学者，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废旧干电池。很快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：任意抛弃废旧干电池，不仅仅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，还会影响整个生态。
这个结论很符合王自新对新项目的要求——“能赚钱，还得有意义”。
王自新的目的，是要建立一个废旧干电池的回收处理产业链。而回收废旧干电池的目的就是让其“再生”。
2001年，他筹资500多万元，在河北易县筹建了一家废旧干电池再生处理厂。他还雄心勃勃地给自己定了个“五年计划”——处理全国30%的废旧干电池。
开始的一切都很顺利。厂房很快建好了。但在一次媒体采访中，技术方提出废电池再生处理工艺中会产生31%的废水排放，这意味着当地的河流可能会受到危害。
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巨大轰动，全国批评的声音纷至沓来。因考虑到可能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，河北环保部门迟迟未批准。
王自新不想放弃，他想通过技术上的改进来得到环保部门的批文——改进会排放污水的“湿处理法”。
然而最终，王自新的项目还是“下马”了。他回收来的两百多吨废旧干电池进行了水泥固化处理。
河北环保部门对废旧干电池处理可能造成的“集中式污染”并非没有道理。
2002年7月，权威专家刊文指出，废电池在外壳保护和大量垃圾的稀释下，随生活垃圾填埋不会造成污染。集中回收后处理不善反而容易造成局部地区的汞污染。
这一点，得到了北京市环保局固体废弃物中心(以下简称“固废中心”)工作人员的肯定。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“欧洲一些国家废电池是随生活垃圾分散填埋，(我国)也是参照他们的做法。”
“据我理解，技术上已经升级改造了，干电池都已达到低汞低镉标准，分散填埋时，不至于达到现行污染的限值(标准)。”这位工作人员说。
2003年，干电池回收进入低谷。在这一年，环保部门出台的“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”提出，在缺乏有效回收的技术经济条件下，不鼓励集中收集已达到国家低汞或无汞要求的废旧电池。
这项政策令王自新如同“挨了一记闷棒”。但一个多月后，他决定，还是要回收处理废旧电池。“即便是低汞低镉也会造成一些污染，并且随手丢弃会造成资源浪费。”他认为。
事实上，早在1997年，轻工总会、国家经贸委等九部委联合发出《关于限制电池汞含量的规定》，要求电池制造企业逐步做到降低电池汞含量，2002年达到低汞水平，2005年达到无汞化。
但是，有媒体调查称，虽然大电池企业生产的电池目前都做到了低汞化或无汞化，但大量小企业生产的电池还存在高汞现象。“有的极差，高于低汞电池标准的20倍，高于无汞电池标准一万倍。”
“能赚钱的也是公益”
将来，我们把一个区域的废电池收集到一个点，由志愿者管理，再统一运输到处理厂
王自新又开始琢磨：“废旧干电池现在处理不了，是因为设备有污染。那我就弄个没有污染的设备吧。”
三年后，他设计出了“真空热解处理废电池设备”，并申请到了国家专利。
在王自新计划中，废旧干电池能“零成本”到工厂，但这不单单意味着有公众免费“贡献”干电池，还得有免费的志愿服务。
即便如此，除去两千多元成本，一吨干电池处理后的利润也不过400元，折合每节干电池处理利润不到一分钱。
“将来，我们把一个区域的废电池收集到一个点，由志愿者管理，再统一运输到处理厂。”
闲暇时，志愿者宫方会帮王自新回收废旧电池，“王自新留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耐心、好脾气”。
宫方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，“我从来没见过王老师生气，哪怕做错了事，他也慢慢地跟我讲。”
“他很细心，有时只活动一上午，王老师也会给我们准备午饭。”宫方说。
如今，王自新在名片上印上了“社会企业责任家”的头衔。他既是北京东华鑫馨干电池回收中心的“老板”，又是“打杂的”，全公司只有他一人。
王自新看来，不赚钱的公益没有可持续性。
“什么是公益？不赚钱就是公益了？”王自新摆摆手，“要是连生存都生存不下来，怎么做公益？”
现在，院子里的“真空热处理设备”已经被彻底废弃。“处理量太少了，只有十公斤，批量生产必须按比例扩大后，再投入使用。”王自新解释。
想当初，制作设备的八万元还是借来的，如今，王自新已经几乎“口袋空空”。
王自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曾经有一家西班牙的企业愿意出资100万美元买断这套设备的专利。但在洽谈中，他了解到这家企业是想大量生产再出售。
“全世界的废旧干电池就这么多，即使其他企业买了，一吨400元钱的利润能维系得下去？”王自新说，自己虽然心动，但没答应。
目前，王自新又新推出了设立“认领干电池回收服务岗”活动，希望建立北京市的志愿回收网络。
一个小型废旧电池回收箱是200元，其中40元钱将作为他的干电池处理厂的资本积累。现在，已经有三百多个回收箱在社区中安了家。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和义北一社区就是其一。
和义北一社区居委会主任刘伟说，社区128个楼门，安置了五十多个回收箱。“上个月刚刚回收过一次。”刘伟对法治周末记者说。
在刘伟的印象中，王自新穿的有点邋遢，蹬着三轮车，或者是一辆半新的自行车，隔几天就来社区转一转。
“王师傅，啊，不，是王经理。”刘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接着说，“哪有经理骑自行车啊。”
“这个项目是我的全部希望，今年计划推广一万个楼门小回收箱，让老百姓更方便参与。”王自新期待，用爱心带动更多人，解决干电池回收处理问题。
废旧电池的回收困境
北京社区中被遗弃的废旧电池回收箱还有不少。王自新打算一一将他们接管过来
可是，小回收箱的推广，却并不容易。刘伟在宣传工作中发现，很多居民觉得回收废旧电池没有意义，“国家早就宣传‘低汞低镉’了”。
但在社区中，仍有不少回收公司发起废旧干电池回收活动。
王自新掰着手指头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个回收公司，在活动之初向学校、社区承诺，“回收一只干电池给一角钱”。但开展废品回收活动一段时间后，以“不挣钱”为由不再回收了。
也有北京的一家广告公司，从2006年开始，在全市社区、学校、单位等设立了万余只废电池回收箱用于广告宣传，但2008年以后该项目就停止了。
社区居委会领导告诉王自新：“这些回收箱曾经回收了一次，之后就再也没人管了。现在箱子早就满了，我们却找不到回收单位。”
现在，北京社区中被遗弃的废旧电池回收箱还有不少。王自新打算一一将他们接管过来。
和当年身家百万的商人身份相比，现在的王自新显得很“落魄”。家里每个月要依靠妻子四千多元的收入维持温饱。
但他不希望妻子和儿子过问电池的事。“怕他们不同意，我们各管各的”。
对电池回收，他不拒绝合作，但也坚决“自主”。他希望，按照自己的理念和方式，建立一套废旧干电池“社会化管理模式”。
瑞典、德国等欧洲国家对于干电池回收不仅有法律规定，而且有成熟的回收体系。政府对此投入不小。
但王自新却认为，在目前的情况下，如果中国也效仿其他一些国家给予回收处理废旧电池补贴，可能会导致“市场混乱”。而他的“同盟”刘伟和小宫却希望，政府的力量能尽快参与进来。
固废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在现有技术的限制下，居民生活中所用的干电池都作为普通生活垃圾来处理。否则，反而容易造成污染。
“如果居民手中废旧电池量大的话，比如几十公斤，会有环卫集团(北京市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)上门收取。”该工作人员介绍说。他称，自己并不了解，环卫集团回收废旧电池后如何处理。
此外，固废中心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，目前处理干电池在技术上，可能无法消除污染隐患，而费用上更是“得不偿失”。“总不能一块钱的电池要花五块钱处理吧，最后不可能全让财政买单。”
王自新说，有北京市环保部门官员向他承诺：“只要你的处理厂建成了，我们给你宣传推广。”
但王自新其实也并不清楚，自己何时能把理想中的处理厂建成。即便从全国范围来看，也没有任何地方建成了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废旧电池处理厂。
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丰台区环保局与固废中心时，两方工作人员均表示不知道王自新其人，也并不了解王的废电池处理。
说起自己现在最大的心愿，王自新把目光投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废旧电池回收箱上。
“要是今年能增加十万个(回收箱)就更好了。”他说。为此，他还专门策划了一场“买一赠二”的活动。
“我在为中国废电池打工”，这位昔日的商人说。
